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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导师(9)马克思

时间:2019-03-29  点击:


——易经心理学互联网交流群微课第
75

主 讲:颜 浩(西山)

录音整理:辰悦

2019.3.27

 

要讲导师什么时候都没办法绕开,我们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啊。即使今天马克思已经成为一个敏感词,我们依然不得不讲。

先讲一个感性的印象,在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在文/革期间吧,经常会有机会参加一些批斗大会。我记得在一个中学的操场上,大概聚集了一万多群众在那里振臂高呼,打倒谁谁谁。然后在主席台上,看到了几位伟大人物的肖像,马恩列斯毛,排到第一个就是一部大胡子,第一次认识这位大胡子。后来才知道,啊,他叫马克思。马克思这个大胡子看上去是一个慈祥而睿智的人,额头宽宽的,亮亮的,眼神里面闪烁的那种光线,非常的善良,非常的纯净,又非常的睿智、透彻。后来在政治课上再次遇到了他,再后来上了军事学院,入了党,在我们的大礼堂里边以及学校的那个政治指导室或者是学习室,还有图书馆,都能够见到这个大胡子。那个时候年轻,完全不知道这大胡子其实早就已经被架空了,我们还是非常笃信大胡子所说的,因为他的理论,他的实践,在我们的心目中间,都是为着人民利益的,他激励着我们的革命热情。

仔细想想,其实大胡子并不特别,在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和国家,人们不流行剃须。

马克思生于181855号,在1883314号去世。他是一个犹太裔的德国的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也是一个革命的理论家、社会主义者。他一生的工作主要在于解释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帮助我们认识资本运作方式,它的本质,以及它对我们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马克思预言:工人阶级将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阶级,并且会为我们人类开创一个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新时代,这样的新时代是人人平等的,没有阶级压迫的,公平的正义的时代。可是为什么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毛却还在大谈阶级斗争?并且在同志中间找出那么多可怕的敌人和内奸?有好多好奇和困扰,好多的疑问需要去解开。随着阅历的增长,知识的积累,慢慢的也会看到一些所谓的真相,或者说超过真相的这个层面,还看到一些象征,那么不妨在这儿跟大家简单地聊聊。我不是一个政治专业的学者,不是一个哲学家,我只是一个心理医生,也许是,看问题难免会带有比较狭隘的视野和角度,所以仅供参考。

首先呢,我觉得马克思的这个历史地位和文化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并且是划时代的。他对我们人类思想和生活的影响,可以说带来了一个历史的转折,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兴起以后,全世界有很多的地区,慢慢地也就兴起了共产主义运动,然后成立了一些红色国家,可以说左右了我们这个世界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个世界变成了两大阵营。不过我觉得马克思除了缔造社会主义之外,他同时也拯救了资本主义。这个说法可能有点偏激,但是我们慢慢地来展开吧。

马克思主义就是指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一些理论,它大概来说是主张人类社会就是在拥有、掌控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和提供劳动生产力的劳动阶级之间不断的阶级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这是有关人类历史的一个视角,这个视角就看到了共同创造人类历史的双方。在这样一个图景里边,我们自然就会看到那种贫富不均,“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世界格局,然后这两者相互斗争互动的结果,使得人类社会开始出现了一些生产力的更新,生产关系的改变,和社会的发展。而社会不公一直存在着,积累到一定地步就会爆发暴力革命。看看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就知道马克思讲的有道理,起义者常常要均贫富等贵贱打土豪分田地。在当时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时代,其实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中期,但他已经做出了一个预言,就是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必然会导致它自身的灭亡,最终会被社会主义取代,工人阶级最终会夺取政权,形成一个没有任何阶级制度的共产主义社会。对于工人阶级的夺权的方式,他承认有两种,一种是像英国,美国等国家,有可能出现的是通过议会的道路来取得胜利,而在法国、德国等这样一些相对集权的资本主义国家,必须要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夺取政权。

历史的发展既在马克思的意料之中,又在马克思的意料之外。说在他意料之中,是确实在一些地方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而在他的意料之外的则是在他提到的这些国家,并没有如他所愿。尽管在英国,英国工党也曾经执政过,工党基本上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比较多的一个政党嘛,左派。而在法国和德国,也并没有产生暴力革命。法国曾经有过巴黎公社这样一个短暂的两个月的革命,但是并没有取得成功。真正取得成功,却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并不发达的俄罗斯,和资本主义经济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等等,以及巴尔干半岛这些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的地区。而更令人惊讶的是,所有这些地区,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的工人阶级的政党,或者说劳动人民的政党,一旦开始他们的统治,却并没有实现马克思所倡导的民主自由,恰恰几乎毫不例外地走上了专政和独裁,党的领导人集中了所有的权力,对人民实施高压统治,领导层逐渐蜕变为权贵既得利益集团。那么很自然的,后人们就要去探寻为什么会这样?有些学者就会归咎于伟大导师,指责马克思关于暴力革命的一些思想有问题;有的学者呢,会认为这个不应该把帐算在马克思的头上,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分开来看,因为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者们,其实还受到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说俄罗斯和中国等地,长期的封建帝制在人们心中形成的一种影响,似乎在呼唤一种新的帝制来取代旧的帝制。但是我们确实也发现马克思曾经说过,当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要有一段时间的无产阶级专政,通过专政来重新调配社会资源,分配社会财富,组织社会,然后才可能转向民主。但是马克思似乎并没有说明一个专政的政体,如何能够自觉地走向民主。就目前世界范围来看,恐怕也只有越南共产党实现了这样一种转变。权力总是倾向于加强它自己,而不是把它交还给人民。像资本倾向于榨取劳动群众的剩余价值一样,资本也很难从自己的原罪中走出来。

马克思对自由是有着切身的体会的。他从小生活在一个犹太律师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律师,但是祖上是犹太教的拉比,这个家庭有很好的家庭教育传统。1830年,马克思进入了特里尔中学。当时中学的校长和他的父亲是朋友,这个中学聘请了很多人文主义人士任教,结果地方政府就非常的不满意,并且派警察突击检查,发现学校有一些声援政治自由主义的文学作品在学生中流行,政府视之为严重的煽动行为。所以这个学校的很多职员被裁撤。这可能是马克思最早的,开始对自由有了比较明确的意识和了解的一个地方。自由属于人类本性,跟本意在于保障自由的制度之间会产生磨擦。因为自由鲜活流动,而制度相对稳态。

当他17岁的时候,他再次遭遇了有关自由的问题。他想要学习哲学和文学,但是父亲认为应该学习法律更为实际,更为有用。他父亲是一位律师嘛,他是以此为业的。那么在和父亲的冲突里边,马克思感到非常的郁闷,于是产生一种疾病,就是胸闷,这种胸闷的疾病使得马克思避免了服兵役。马克思接受了父亲的要求,到波恩大学去学习法律,然而一旦进入大学以后,马克思就觉得如鱼得水,他参加了一些激进政治社团、私人俱乐部、饮酒俱乐部“特里尔客栈”等这样一些社会团体,并且积极投身于各种各样的争论,甚至于还和一位普鲁斯军人进行决斗。由于这种青春叛逆到了他的父亲难以忍受的地步,父亲强行要求他转学,到学术风气更加严肃的柏林洪堡大学去继续学习。虽然马克思和父亲的斗争中间,最终都屈从了父亲的意愿,但是并不影响他和父亲的感情,成年之后,马克思在很多的时候提起他的父亲,都是充满了感谢和怀念的。在父辈里边,还有一位开明的贵族,叫路德维希·冯·威斯特法伦,马克思和这位贵族成了忘年交,并且娶了她的女儿燕妮。马克思尽管学习的是法律,但他从来一刻都没有忘记对哲学和思想的爱好。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受到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社会团体。此时他貌似还是一个文学青年,写作了一些短篇小说,以及给燕妮的情诗,不过很快他就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不是成为一个文学青年,从事文学。他很快就放弃了,转而专心地在哲学方面精耕细作。他的博士论文是《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即使是这样一个貌似脱离时代的论文,在普鲁士当时很缺乏学术自由的环境里边,他都差点没有被通过,最后是在萨克森-魏玛-艾森纳赫大公国的耶拿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青年的马克思也是很特立独行的,很疯狂的,他经常和他的好朋友鲍威尔一起喝醉酒,嘲笑教会人士,并且骑着驴子在街上飞奔,来表达他们的一种叛逆精神。

马克思对于旧时代的沉闷的氛围是非常的不满,他特别关心和向往自由以及解放,所以他投身到一些激进的报刊,并且逐渐成为主编。这些报刊的文章引起了普鲁士政府的注意,开始进行审查,所以马克思再次遭遇了关于自由的一个严峻考验。封建皇室,甚至包括外国的封建皇室,都对马克思所从事的新闻业横加干涉。在中欧的这样一种压抑的氛围下,马克思开始向往西欧。于是他来到了巴黎,相对更加自由开放的社会,巴黎容纳了他。1843年,他和妻子移居巴黎,并且创办了新的激进的左派期刊,叫《德法年鉴》。在《德法年鉴》中,开始介绍他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并且主张无产阶级将是革命的力量。《德法年鉴》遭遇各种政治势力的压制以后不得不停刊,于是马克思就为另一家激进的刊物《前进周刊》写稿,开始接触到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秘密团体——正义者同盟。可是马克思的思考,已经远远地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所以马克思很踌躇,并没有加入这个团体。

1844年的828号,马克思在一个咖啡馆跟德国的社会主义者恩格斯见了面,开始了两个人伟大的世纪友谊。也正是恩格斯影响了马克思,恩格斯向马克思介绍了他写的一本书,他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说服了马克思承认工人阶级将是历史上最后一个革命阶级。于是他们两个人共同投身于对于社会主义的研究。在巴黎生活期间,是马克思思想成熟、飞快发展的一个阶段,马克思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法国历史等等,最终在这里边完成了一个从无政府主义者向社会主义者的转型。在法国的自由生活再次遭到了威胁,其实在1845年的时候,马克思在《前进周刊》中对德国的专制主义进行尖锐的批评,普鲁士政府就非常的不满,要求法国查禁《前进周刊》。法国政府最终将马克思驱逐出境,马克思不得不从巴黎搬到了比利时的布鲁塞尔。

布鲁塞尔的居住权是用一个政治承诺换来的,马克思表示不再对当代政治发表相关意见。但是在布鲁塞尔,马克思依然在与一些社会主义者、政治家们进行会面和交谈。18457月,马克思和恩格斯离开布鲁塞尔,到英国访问宪章运动的领导人。到1846年的时候,住在布鲁塞尔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建立了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并且将秘密的激进组织正义者同盟逐渐改造为第一个共产主义政党,称为共产主义者同盟。1848221日,由马克思起草的《共产党宣言》正式发表,内容中确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主要的信念。《共产党宣言》的发布确实是石破天惊,使得很多人心里边盘桓已久的一些念头得以清晰地表达出来,对社会不公拥有了一种正义的视角和清晰的认识。其实在《共产党宣言》发布的前后,在欧洲工人阶级已经频繁地举行过一些集会,抗议,游行示威等活动。

法国爆发了二月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国新政府邀请马克思和他的家人回到法国居住,并承诺保障他的人身安全。为了把革命推到自己的故国——德国,马克思和恩格斯迁居到了德国的科隆,并且创办了《新莱茵报》,但是宣传革命主张的这个报纸会经常遭到警方的袭扰。马克思本人多次被指控,遭到审讯,不过每次他都被无罪释放了。在1849年的516日,马克思接到了普鲁士政府的驱逐令,勒令离开普鲁士。当马克思回到巴黎的时候,巴黎的政治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当时的巴黎市政府认为马克思是一个政治威胁,也要将他驱逐出境。所以在既不能回到德国,又不能去比利时,又要被法国驱逐的情况下,马克思一家不得不流亡到了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大本营——英国,并且在伦敦居住了下来。是英国接纳了这位自身政治体制的掘墓人。

18498月,马克思移居英国伦敦,并且在这里度过了余生。随着他的搬迁,共产主义同盟的总部也就搬到了伦敦。但在伦敦的生活是很艰难的,马克思经常会因为经济和债务问题而焦虑,并且受疾病所苦。普鲁士政府则派出密探前往英国,监视马克思的起居,使马克思在英国经常需要用假名字去租房,到处搬迁,以躲开这些密探。在过去的1848年,也是欧洲各地工人革命陆续失败的年份。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同盟应该号召工人阶级团结起来,跟资产阶级的进步分子合作,来击败那些封建贵族。当时的形势,真正阻挠工人革命的恰恰不是无产阶级选定的对手资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的对手封建贵族,对此马克思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一些激进的共产主义者则试图掀起更多的城市暴动,马克思认为这样做是很冒险的,最终,与这些激进的共产主义分子分道扬镳。在这个阶段的生活,马克思主要是靠恩格斯的资助,恩格斯其实是一个资本家,他的家族生意非常庞大。在伦敦期间也是马克思的学术研究达到非常的精粹和成熟的时期,他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体系臻于完善,主要的标志就是《资本论》陆陆续续地出版。其实《资本论》在马克思去世的时候还没有完全出全,只出了第一卷,后来是在恩格斯帮助整理一些遗稿,再陆续出了第二卷和第三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脉络的清晰描述,以及对资本主义可能发生经济危机的精准预言,都使得学界非常的重视。

那为什么说马克思拯救了资本主义呢?其实正是因为马克思的理论,以及马克思所倡导的革命运动的实践,加上两次世界大战的血腥沉痛教训,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政府越来越认识到了,必须要把民主和自由的理念更深地推进到各个层面,不能任由资本和国家权力肆意妄为,必须要把它们关到笼子里,才能使得社会走向长治久安和健康。所以,一些无产阶级的政党逐渐地在西欧这些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取得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从议会的席位来讲,从7%-48%不等,这种席位的增加,也使得他们在政治生活中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发言权。西欧和北欧的一些国家普遍地开始重视劳工的福利,逐渐地缔造了一些现代文明的社会。由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刺激和补充,这些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新生和进一步的发展。

我在法国移民局上课的时候,培训老师向我们宣称法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当时听了以后觉得非常的惊讶,为什么法国会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后来仔细观察一下法国社会以及他们的体制和理念,发现法国的工人阶级确实拥有很强的话语权。工会动不动就组织工人罢工。其实在我看来,这都已经形成了法国社会的某种困扰,就是这种工会的作用,民众的力量,使得法国的经济发展不是那么的顺畅和有力。今年群众自发的黄马甲运动弄得整个社会焦头烂额,连工会都要被摆脱了。另一方面,就是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这种天赋人权的保护,也是在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成为现实。而有些东欧剧变后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却仍然感受不到充分的自由。

马克思主义是真正为人民谋福利的思想。我认为东欧的变色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的破产,恰恰相反,它代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不能走专制集权的道路,那条道路是走不通的,必须要走民主自由的道路,才能让人民群众真正地成为国家的主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从来就有两条道路,一条是以前苏联为代表的革命道路,另一条则以英国工党,或者是法国、德国的左派为代表的议会道路。最终历史表明,真正走通的道路是议会道路,而不是暴力革命。议会道路隐含的一个背景是人人都有说话的权利,那么不仅仅无产阶级有说话的权利,资产阶级也有说话的权利。当我们用人手一张选票来决定谁的话语权更重要的时候,工人阶级的力量就能够充分地呈现出来,因为人多势众。但也不要指望说,因为工人阶级人多势众,就可以压倒多数,取得这个议会的胜利,真实的情况其实不是那样的。因为在工人阶级里边,也有相当多的人是完全认同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他们不见得会给共产党或者社会民主党投票。左派的票仓常常在知识分子中产阶层而非劳动者。劳动者和资本家除了对立之外,更重要的是合作。如果没有资本家,谁来雇佣工人,给工人发工资呢?这个道理是非常浅显的。马克思在英国伦敦时期他本人对于这种情况是有清醒的认识的,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提出要与资产阶级的民主派联合这样一个观点的重要意义所在。这也许对我们今天怎么样建立一个和谐社会,怎样参与全球政治生活,应该是有所启发的。

好,今天就到这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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